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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也许有人觉得，现在米花町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十分可怕。

    比如那些古怪的规矩。

    或者，那些恍若木偶一样面无表情，却因为种种情绪化的、滑稽可笑的理由所造就死亡。

    但米花町好歹还存在着秩序。

    那已然被引入的某些未知的事物、某些和“3”有关的力量，依然还在起作用。

    神明的一瞬间，很可能就是整个宇宙的一生。

    而那轮苍白太阳，祂所忽略的些许“狭缝”，也许就足以容纳那渺小而卑微的生命，得以存续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不论是GSSRA，亦或者联盟，他们都是站在人类的一边。

    甚至不只是他们，甚至是整个“人类”本身。

    毕竟，就像【工藤新一】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所坚信的，像他过去曾经做的那样、说的那样：

    “一个人要杀另外一个人或许需要动机，但一个人要帮助另一个人，就理论上来说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在过去，阿笠博士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联盟里的其他人宣扬一个观点：

    工藤新一，绝对是一个善良的、坚持正义的侦探。

    这是对的。

    甚至，即使你抛开那些感性的因素不谈，只是从一个理智的角度来看一个“侦探故事”，很少有人会看到一个“邪恶”获胜的故事结局。

    “人类”和“人类”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毕竟就连时间线这样的存在，在柯南宇宙也想要获得一个人格。

    在这个宇宙，“人类”，因为【工藤新一】而伟大。

    而【工藤新一】所推崇的、所喜爱的、所为之奋斗的——也就是“正义”。

    正义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构成了这个柯南宇宙人类的“底色”。

    就像米花支行爆炸案里，那些会因为百姓的生命，向上级抗命的士兵；

    在不久前的海港案里，那些愿意牺牲自己，来帮助其他士兵逃离险境，来取得关键情报的伊莫金；

    哪怕是那些“坏人”甚至“罪犯”。

    他们的“坏”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用于衬托“侦探”的正义，以及他们的明智，而上演的“剧目”。

    比如贝尔摩德——她很轻易地就因为他人的善意，转变自己的想法。

    比如GSSRA里强硬的主战派，那些急于求成、派士兵前去月影岛的指挥官，或者和服部平次作对的那些人——

    看起来，他们的每次“作恶”，都好像是故意和工藤优作或者服部平次这样的侦探“作对”。

    而一旦“侦探”不在“片场”出现，这种底色就会重新显露出来了：

    那些在米花町边缘维持秩序的士兵；

    那些每天冒死驾驶着飞机飞进“禁区”，空投各种必要物资的飞行员；

    那些尝试以临时申请以“警员”的身份进入、对米花町进行支援的成员——这点甚至出乎了服部平次的意外。

    他原本以为那些人更多的会将其视作一个保命的身份牌。

    但那些新晋的警察们，他们一别上警徽，便立刻向GSSRA或者警视厅申请，要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。

    甚至，不只是GSSRA或者联盟在独木独支。

    现在，米花町的所有人——每一条生命，都在竭尽全力，拯救另一条生命。

    那些现在在米花町生存的人们，也展现出了“人类”顽强的斗志。

    也许米花町原本会像着《犯人范泽先生》所描述的那样变成一个人间炼狱。

    但就像佐藤昭司和真理亚看到的那种奇特的平静一样。

    总之，他们便真的扭转了一些东西。

    就像那句老话——这些堕入地狱的人，便努力在炼狱的裂隙里，想要建设出一个“天堂”来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就比如中野悠，他现在便抬头看着那块牌匾，眼睛里就闪动着某种光芒。

    这是他第二次跨入米花町市役所大门——

    现在，他便同样是想要将这片“地狱”建设成天堂的人之一了。

    中野悠是在米花町被封锁后的“某一天”来到这里的。

    具体的时间，他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

    甚至，关于自己当初为什么非要来到这里，他的记忆也很模糊了。

    也许是网站上看到的，某句关于米花町的奇特流言？

    又或者，那些遍布各处的，关于宣扬米花町的优渥而美丽的环境、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广告？

    虽然他后来知道，GSSRA从来没有颁布过那些广告，而且他们甚至已经在考虑，在某些“失踪高发区”禁止电视通信网络了。

    还有那张车票，理论上也应该买不到才对。

    但总而言之，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他启程了。

    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。

    中野悠就带着那个贴着《暗夜男爵》贴纸的行李箱，在列车员检查完那张早已被GSSRA停运的列车车票后，从那个始终无法被关闭的车站里走出。

    然后，他就在那些手持着枪支的士兵的“恐吓”下，被赶到那辆古怪的、仿佛由铁笼焊死的大巴车上。

    ——不过后来他了解到那都是麻醉枪。

    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，对于从那辆3333号列车里走出的每一个人来说。

    他们便在那些大兵们不耐烦的咆哮里，如同鹌鹑一样哆哆嗦嗦，如同羊群一样，被赶往那长长的走道尽头的大巴。

    在那被大概两米高的围栏拦住、上面封顶焊牢的走道前（这都是血的教训），是一个由许多种语言写就的标识牌。

    过道的入口处放着一箱外形古怪的帽子，标识上写的东西让他们挑一个戴上。

    中野悠记得很清楚，就在他的面前，随着那个脸上带着不耐烦的情绪，胸前挎着那个可疑的大包的女人，就情绪激动地对着周围所有人高喊：

    “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？！我们不是罪犯！这是违法的！我不能允许你这样——”

    “嘭！”

    一声枪响。

    中野悠就木然地、怔怔地看到，那位情绪激动的女士倒下。

    然后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拿着防爆盾粗暴地将周围的人，将他推搡开——几乎将他推倒在地上。

    自己甚至能看到那些面具下一张张布满汗水的、紧张的脸庞。

    那队士兵里就走出两个人，中野悠注意到他们都别着警徽，他们小心地给那个女人拷上手铐，然后将她带走了。

    那场插曲让人群升起了些许骚动，但很快又在那些从包里搜出、并展示出来的爆炸物面前平复。

    “只有嫌疑人会拒绝戴上帽子，任何出现抗拒姿态的人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……”

    虽然当时的他，或者说当时的所有人都并不知道一顶帽子和“犯罪嫌疑人”是怎么扯上关系的。

    但所有人便乖乖地戴上那个帽子，然后鱼贯地走出长廊，踏上那辆大巴车的阶梯。

    开车的是一名警官，他被厚厚的防爆玻璃隔离在驾驶座里。

    中野悠能够看到玻璃和地面连接处的那些斑驳的暗红色，更让人不安的是那些如同橡胶扎带般的安全带，和带着锁的椅子。

    当时，司机便拿起讲话器向所有人广播。

    “为了预防犯罪事故，请所有人找一个位置把自己锁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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